元朝千不好万不好，有两个方面依然是值得称道的。首先，元朝没有文字狱，在舆论上比历代汉人的王朝还要宽松，和“我大清”相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像窦娥冤这样明显讽刺时政的戏本，居然都可以在戏台上公演。看懂门道的汉人自然是大声叫好，那些蒙古戏迷也跟着拍手（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家蒙古人不懂汉文化含沙射影的奥妙么，真不厚道）。其次，元朝重视内地商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元朝码头那各国商船云集的繁华景象（马可波罗很可能没有来过中国，而根据和一些波斯商人的交谈写成的游记，但是消息来源无论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应该都是可信的）。可惜的是，后来的明朝却没有能够继承这两个优点。（明初的文字狱很没有道理，朱元璋朱太祖文化水平有限，看不懂也很反感文人的那华丽的句子，又很忌讳他的和尚，盗贼的出身，凡是看到“秃，光，贼”等字，哪怕是谐音字也不行，都认为是对他的讽刺，无数官员都因为上奏章，贺表的时候防不胜防而掉了脑袋。比如“作则垂宪”被太祖解读为“做贼垂宪”等等，太祖时期的官员，每次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告别，回家之后则庆幸今天平安度过。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朱元璋还压抑商业，每百里就设置一道关口，户口制度比现在严密的多。想想明朝比比现在，本朝的惩罚已经很轻了。现在如果在祖国的土地上暂住——比如我现在就是暂住在家，因为这里虽然是我的家乡，但无奈户口不在此——而没有暂住证的话，顶多被可敬的公安同志遣返原籍；在明朝如果没有通行证就到处经商做生意什么的，是要被杀头的，到底朱元璋是流民出身，知道老百姓如果能到处串联了，保管没有好事情）。对于内地的蒙古人，朱元璋严禁蒙古人和蒙古人结婚，一定要娶/嫁汉人。两三代之后，这些蒙古人的后裔已经是纯粹的汉人了。

元顺帝退居蒙古之后，并不代表元朝就完了，相反，元朝的军事实力依然强悍：在陕甘拥有二十万军队，辽东也有二十万，元顺帝以陕甘，辽东为两翼，自己居中调度，力图“光复中原”。元明之间依然处在激烈的战争中，连续打了几次大仗。

洪武三年，顺帝死，其子即位，是为北元昭宗。明军趁着元朝帝位更迭，击破了陕甘一带的元军，其残部退保和林。朱元璋杀的兴致高涨，大起三路军，中军元帅徐达，左军李文忠，右军冯胜，准备一举歼灭和林的元军残部，彻底解决对中原的危胁。结果——徐达被河南王扩廓帖木尔打的一败涂地（徐达此人，被民间的野史演绎的太高了，实际他也有败的很惨的时候），卷旗回师；左路李文忠不知道徐达已经失败，孤军深入，被蒙古军队在大漠中包围，一番血战之后突围败回；右路的冯胜运气比较好，打通了河西走廊，胜利而归。这一次大规模的战役，给了朱元璋一点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目前是无力消灭蒙古的，能守住现有的成果就不错了。于是放弃了敦煌等地，专心的经营嘉峪关一线和辽东，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明长城“起山海关，终嘉峪关”的缘由。

经过十数年的休养生息，明廷再次派冯胜，蓝玉各统十五万大军征伐北元，冯胜可谓福将，他征讨的那一路害怕明朝，不战而降。蓝玉则面对的是北元的主力，在捕鱼儿海展开了决战。结果北元王全军覆没，自己也在逃跑中被部下杀死。从此，成吉思汗几代人才统一的蒙古再次陷入分裂，漠北再无统一的王朝能够对中原造成致命威胁。

朱元璋死后，不久变发生了靖难之变，朱棣坐上了皇位，是为太宗文皇帝（庙号后来才改为成祖的）。朱棣平定内乱之后，迁都北京，亲率大军二十五万出塞远征，蒙古诸部落或望风而逃，或拱手称臣。但是朱棣只要一回到北京，他们便死灰复燃的来骚扰的边疆不得安宁。明太宗不得不先后五次出塞，但是聪明的元军领袖阿鲁台采取毛主席的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当可怜的太宗皇帝第五次东征的时候，病死途中（他也真是不容易，诸葛亮是因为国力，军队的问题才五出祁山不得全功，病死五丈原；但是朱棣纯粹是因为有劲使不出来才“五出辽东”的，估计死也是被不厚道的蒙古兵气死的）。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

终明之世，边患一直没有消灭过，外族也没有心甘情愿的臣服过。每当明朝政治昏暗，国力下降之际，便是瓦刺，鞑靼大举入侵之时。土木堡之战，明英宗亲统大军五十万，被宦官王振牵着鼻子走，结果驻扎到了极度缺水的土木堡，又渴又困的明军一触即溃，死伤大半。这帮蒙古兵在明军的战壕里面发现了一个衣着华美，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一问俘虏才知道他就是大明的皇帝。瓦刺首领也先如获至宝，准备以此狠狠的勒索明廷一把。消息传到北京，诸大臣力主迁都，幸得兵部尚书于谦力排众议，立景泰帝朱祁钰。把土木堡的败兵整顿了一下便击败了瓦刺部落（这个时候仅仅距离太宗皇帝出塞远征隔了25年，明兵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啊）。也先看到打也打不赢，人家又立新皇帝了，心里一阵失落，就把明英宗也放了。英宗后来趁着景泰帝病重又复辟了，上台之后立斩于谦（因为于谦是立景泰帝的主要干将。朱家的皇帝有一个通病，就是不大气，从朱元璋到朱由检，一个毛病）。

从此以后，蒙元各部落之间又有兴衰更替，瓦刺式微，鞑靼开始兴盛。但是对大明朝的骚扰一如既往。明廷对长城也越来越重视。双方互有胜负，但是从宏观上讲，明朝一直处于战略防守地位，朱明王朝也没有出来过任何一位像汉武，唐宗那样有才能，有决心要解决边患的君王。值得单独提出来的，是明武宗正德皇帝。他是明清两朝唯一一个喜欢微服“私访”的皇帝（康熙乾隆从来就没有微服私访过，他们每次出行不带个成千上万人根本不出紫禁城），不过访的不是冤案，是美女。关于这个民间有很多故事留传，电视剧《游龙戏凤》就是说的他。他之所以被称为武宗，是因为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皇帝，一个自己封自己为镇国大将军（当他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叫朱寿）。朝臣们没有办法，也就是伏在朝门前面哭谏而已。瓦刺小王子新即位，统兵犯边。我们的“镇国大将军”接到自己给自己发的出兵诏书，统兵和瓦刺王子战于山西大同。由于武宗皇帝不许文臣随行，我们不知道战斗的具体情况。但是蒙古军撤退走了，终正德之世不敢南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武宗还亲自击毙敌人一名（史书上说明军伤亡数百人，瓦刺伤亡数人，但是该记载被认为是不可信的。首先，武宗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很差，此对比有故意讽刺的嫌疑；其次，激战数日，有可能只死这么几个人么？第三，从此瓦刺再也不敢南下，可见此战意义重大；第四，既然文官们都没有跟过去，从何得知伤亡的数目？）

真正征服大草原的外族，还是来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建州女真。本来是很弱小的一支部落，经常被朝鲜欺负。起初是明王朝设立了建州卫。保护了他们逐渐的繁衍发展。但是正统皇帝之后，明朝的统治力逐渐渐弱。建州三卫开始偶有反叛，掳掠长城内外。由于女真各个部落之间人心不齐，明廷开始学习隋文帝，拉一派打一派的挑拨离间。显然，隋文帝的隋朝没有什么好下场，明王朝也一样，靠挑拨离间或许能维持暂时的安定，但是在战斗中也培养了女真族的军队，一旦出现了一个雄略的君主，整合了各部落，那将是一股恐怖的力量。

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十三副盔甲起家，十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的各个部落。此时女真的其他部落感到震恐，由叶赫部牵头，联合蒙古科尔沁部落组成了九部联军，和努尔哈赤决战于浑河。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式，联军各部败走，叶赫族长吐血而亡，临死发下重誓：我们叶赫部落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复仇！（不要忘记，慈禧太后，正是叶赫那拉氏）此战之后，建州女真威震东北，趁此机会，努尔哈赤放回了蒙古俘虏，让他们和科尔沁，喀尔喀部落通好。不久，这两个部落给努尔哈赤进贡，称他为昆都仑汗，又称神武皇帝。定都盛京。后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开始了对明王朝的战争，之后的故事毋庸详述，无数的电视剧都是在演绎这段历史（野史？），虽然没有一部是让人满意的，但是大面上的事情还算正确，所有的故事都说，后来清兵入关，福临即位，多尔衮摄政，之后除了康熙朝有葛尔丹蒙古部落的叛乱被平定之外，满蒙和睦无比。即便是太平天国时期，清廷摇摇欲坠，蒙古的铁骑依然在亲王僧格林沁的统帅下，忠心耿耿的替清朝效命，丝毫没有反叛的心思。有清一朝的内外统治，可谓是集上下五千年之大成，也正因为如此，康熙帝可以牛气冲天的说，我们永不修长城，永不加赋（长城是为了防御蒙古和满清的，现在这俩都是中原的“主人”了，修它何为？）。如果没有鸦片战争让清朝威望实力大损，现在的中国会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也未可知。



从春秋到明末，联绵数千年的时间里，草原民族一直都是中原政权的心腹大患。直到“我大清”才得以解决，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是值得深思的。

表面上看，清朝对待蒙古部族也没有什么新招，无非就是和亲和亲再和亲。但是事实上，这和汉族政权的和亲政策有本质的不同。汉唐时期那种做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选一个宫女冒充公主，顶多派一个诸侯王的女儿去嫁给匈奴，吐蕃，然后老死不相往来，不闻不问，靠一个弱女子来维持边疆和平那么几十年，也维护了所谓“天朝上国”，“四海皆朕赤子也”的风度。等这个女子死了，同样的故事还会重演。这种“和亲”，无论持续时间多么长，也都是权宜之计。因为亲情也是培养出来的，舅甥互相不认识，外甥为什么不敢起兵打舅舅？何况本来就不是亲的！而满清则不然，从努尔哈赤开始，他们和蒙古部落之间就是世为婚姻。蒙古部落的王公，娶的是满清的真公主，而同样的，满清的王子阿哥们，娶的也都是蒙古的公主们（著名的孝庄文太后，就是其一）。两家经常走动，其乐融融，满汉一家，这句话要打个折扣；但是满蒙一家，确是货真价实的。当康熙晚年，大宴蒙古诸王公的时候，发现在座的统统都是自己的亲侄子，亲外孙，不由得哈哈大笑。后来对身边人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外孙们联合起来打他外爷爷的道理吧，蒙古从此无忧矣！

其次，满清在征服蒙古之后，仿照着自己的制度编制了蒙八旗，之后又编制了汉八旗。入关之后，不惜大开杀戒也要发布剃发易服令。从制度上和外表上保证了统一。这看起来是多尔衮的鲁莽之举，其实则大有深意，就统治作用上讲，不亚于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因为如果不改变汉人的服装，头型，汉人永远都不会认可他们。满族入关的时候顶多十万人，面对明末几千万的汉人，人口占绝对劣势。如果各自穿各自的衣服，那么一个耷拉着辫子，穿着马甲的人走在街上，大家都会侧目而视，满人的统治怎么稳固的起来？但是多尔衮在清朝最盛的时候，用武力解决了这个问题。乃至于200多年后，民国再次变发易服的时候，有汉人为了能够继续留辫子而自尽。

而相比较而言，中原的汉族政权对外政策，基本上逃脱不了“慕虚名而图实祸”的巢臼。不知道有多少次，中央政府全盘的征服了周边的所有民族，所谓四海承平，海内来朝，秦始皇做过，汉武帝做过，唐太宗做过，明太宗也做过。但是这区区名分上的一点臣服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等中原王朝进入衰落期之后，这些部落，国家就会复叛，有时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唐太宗陶醉于“天可汗”称号的时候，可能料想不到，唐末吐蕃回纥在长安大肆奸淫掳掠的惨景吧，他们何曾念及这长安是“天可汗”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养虎为患，咎由自取。中原政权的士大夫，不管嘴里面说的多么好听，但是从骨子里依然看不起游牧民族，不愿意和他们为伍，更不用说主动的去汉化他们了。呼韩邪单于上表汉宣帝，说仰慕中原文化，希望匈奴也能穿汉服。这千古难逢的机遇，被汉宣帝轻轻一纸诏书给断送了。宣帝说：你们无论穿什么衣服，都是朕的子民，何必非要改呢？还是按照你们的旧风俗吧。于是匈奴迟迟的没有汉化，呼韩邪死后不久，便和汉朝再生兵端。倒是满族，因为她本来就是游牧，心里上自然不存在任何芥蒂。

对于西藏的少数民族，“我大清”则采用另外一种办法来统御，那就是宗教。满族本来是信萨满教的，但是入主中原之后，却把西藏的喇嘛教——也就是藏传佛教奉若神明。在京中建起喇嘛庙，时常迎接达赖和班禅来京讲法，宾主融洽。西藏的实权，全部都在达赖和班禅手里，他们两个不反并且承认清朝的统治，自然整个西藏也不会反。同时，满清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在蒙古各部落之间也推行藏传佛教，因为佛教本质上是与世无争的，西藏人在佛教的熏陶下，已经锐气大减了，蒙古人本性枭悍，但是在喇嘛教的影响下，也逐渐的温顺了下来（藏传佛教，是随着唐朝的文成公主出嫁传播到西藏的，后来苯教等本土宗教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鼎盛时期的唐朝也没有没有征服过西藏，但是文成公主随身带着的几个木偶泥塑和经卷却做到了）

对于汉人，“我大清”充分吸取了元朝的教训。从来不吝啬手中的官职。因为对待汉人和亲是没有什么用的，中国历来不缺少六亲不认，大义灭亲，杀妻求将的传统，但是汉人从来不愿意放弃的，是功名富贵，和所谓的彪炳青史。所以满清大开科举，高官厚禄的赏赐汉人，除了超品的亲王，郡王不授予汉人之外，什么二品巡抚，一品总督，一品大学士等等，都可以非常痛快的赏给汉人。太平天国如果没有曾国藩，左宗棠等一干汉臣的努力，清朝是无论如何也撑不过去的。

那么在这些政策之后，如果还有反抗的人怎么办？此时“我大清”便露出了冷酷的一面：对任何违抗割发的汉人，一个字：杀。对反叛的葛尔丹蒙古部落，康熙帝亲自主持了对该部落的种族灭绝，老弱妇孺皆不能免，永除后患。包括后来对太平天国的降兵，也是集体屠杀。而汉族的政权，虽然也经常屠城之类的，但大都是惩罚城中抵抗等性质的，像满清这种有意识的种族屠杀，只有冉闵做过，灭绝了五胡中的羯族，从而留住了北方全体汉人的性命。

论御民之术，“我大清”的诸位皇帝们确实是做到了前无古人，至今也没有来者。清朝也达到了中国疆域的极盛，国土范围像一片通红的枫叶。至于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疆域“像一只雄鸡”而非枫叶，那就是本朝建国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