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到改革和发展的失误，经常听到；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发展的时间短……等等，当然，这些话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有的时候，国情和时间非常容易成为推托的借口。拿经济学来说，首先，当今世界的经济学的基地基本可以分成四大块：美英法加，那么为何我们没有听说过美国特色的经济学、英国特色的经济学、法国特色的经济学或者加拿大特色的经济学？既然中国的水平比上述四国差的很远，那么为何我们偏偏要提“中国特色的XXX？”其次，论到发展时间，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20多年，一直嚷嚷着和国际接轨，这已经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香港科大90年建校，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已经在亚洲取得了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承认，与之相比，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张大陆的王牌，每年接受了国家巨额的投入，接受了几乎全中国最优秀的生源，却依然进步缓慢，这恐怕不是发展时间短暂这一句话能够解释的了的。

今天上午看到陈志俊教授写的纪念让.雅克.拉丰的文章，感触良多。如果对比一下拉丰教授和邹恒甫教授的行为，对比一下武大IAS和图卢兹IDEI的后来的命运，或许会有一些更深的启发。拉丰自78年从MIT拿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之后，兴冲冲的回到巴黎的法国理工学院，准备推行改革。但是在那里他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一年之后，孤独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图卢兹第一大学。

那是多么惨淡的场景啊，当时的图卢兹第一大学可谓是一穷二白，没有正规的的经济学课程，没有图书馆，没有研讨会……整整的十年，他都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为了筹集科研经费，他不得不四处奔波，为了让自己能够生活下去，他必须暑期抽空到美国讲学赚钱——这意味着在美国讲学2个月的钱要比在当时的图卢兹做一年教授的薪水还高。同时，图卢兹大学的经济系和法国理工一样，也在阻挠他的改革，拉丰不得不挂名在图卢兹的数学系，这是他毕业的地方，他的师长，同学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支持。尤其是当时的一位产业经济学的教授，虽然知识结构都已经过时，但因为是空中列车的顾问，所以垄断了大量的经费和学术资源，和拉丰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在这次较量中，拉丰展示出了惊人的政治才华，只用了三年就大获全胜，逼迫那位教授离开图卢兹，然后以此为基地，逐渐在全法的范围内推行主流经济学的改革。用拉丰自己的话说：“我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那个家伙赶出了图卢兹大学。为了改革，你必须掌握一定的权威，否则，即使你代表了主流，也会被保守势力打败。现在全法国的经济学家有一半是我的朋友，另一半则是我的敌人。但是掌握实权的那一半都是我的朋友！此外，现任的图卢兹大学校长 Belloc是我的学生，而他同时还是法国大学校长联合会的主席。”这句话，实质上道出了为什么改革者大多失败，而拉丰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很多的改革者，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主流，但政治永远是现实的，无主流和非主流之争的。他们在改革中不懂得采用恰当的合纵连横的手腕，结果反而树敌太多，被地头蛇所打垮，导致改革的夭折。

有的时候，由于政治的现实性而呈现出某种幽默：推行民主，却需要专制的手段；推行学术主流化，却需要用学霸的手段。美国独立的时候，华盛顿拥有实行专制统治最重要的条件——军队的支持。大陆军的将领纷纷向华盛顿效忠，推举华盛顿即皇帝位。这个时候只需要华盛顿一点头，他就是美利坚的开国帝王。但是华盛顿严厉的训斥了带头写请愿信的军官，表示坚决拥护总统制。就这样，美国的政体沿着一条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道路走到了今天。拉丰在法国的经济学改革，用的就是学霸的手段驱逐了保守势力，才保证了法国经济学的复兴。

后来，拉丰苦于法国报酬体制的平均性（法国福利好的出奇，所以工资也平均的出奇），在90年成立了IDEI研究中心，虽然挂在图卢兹大学名下，实质上确是独立的经济研究中心。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研究人员的薪水和研究环境能够和美国主流的接轨，留住优秀的人才。后来，MIT的终身教授梯若尔在拉丰的感召下毅然辞去了职位，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和拉丰一起推行改革，IDEI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和马斯克莱尔一手建立的UPF遥相呼应，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学复兴。可惜，天妒英才，2004年，57岁的拉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在咫尺的时候（如果他活着，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撒手尘寰。他生前对诺贝尔奖的看法，着实让人唏嘘：“其实我当年放弃在美国的职位回到图卢兹，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获诺贝尔奖。我的目标是振兴法国乃至欧洲的经济学，但是如今，诺贝尔奖却对我很重要，因为有了它，我就可以要求政府对研究所给予经费上的支持，这样，研究所就可以长久的生存下去”。就在他去世不久，图卢兹终于在最新的一次论文排名中超越了老牌名校伦敦政经，成为欧洲大陆最耀眼的明星，拉丰若泉下有知，看到当年的努力结出了如此丰硕的成果，也该略感欣慰了吧。

拉丰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在在激励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和开创了图卢兹学派，2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发了300多篇顶级杂志的论文和五部经济学著作，还在于他卓越的政治头脑和伟大的爱国情操。我想，如果他没有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肯定也会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虽然说主流战胜保守是早晚的，但是如果没有拉丰，法国经济学的主流化不知道还要拖后多少年，图卢兹依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大学，更不会成为欧洲经济学的中心。

法国的故事告一段落了，中国实际上也走过了一段相似的轨迹。92年的时候，邹恒甫从世界银行兴冲冲的回到自己的母校武汉大学，但是却发现经济学教材和自己当年学的差不多，大概是本世纪初的水平。他当时非常震惊和童心：这会误人子弟啊！在他的大力推动下，96年武汉大学成立了IAS（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他还以极大的热诚感动了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有许多也是武大的校友），像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在国际主流的经济学系教授，都曾经分文不取地为武大学生上课，当他们就着电扇挥汗如雨地在教室讲课时，他们心中，都是在为中国经济系的兴起尽自己的力量。让拉丰对IAS的评价是：“恒甫正在做我十年前在法国做的事情，这对中国的经济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么多年来，IAS成绩斐然，每年都向国外的著名经济系输送了很多人才，其中一部分已经在国外获得了教职。并且，现代经济学教学已经在北大光华，在中山岭南扎下了根，武大扮演的，正是当年图卢兹的“教育推动者”的角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则扮演了“学术推动者”的角色。但是，在2004年10月份，武大却突然传来消息，IAS被拆了！在学生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本科生、硕士生，被划分到不同的专业，数理金融并入金融系，数理经济并入经济学系；国学班，世界历史，比较哲学也被划开；EMBA也被拿走了。整个高级研究中心都被掏空，陷入瘫痪状态。有些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兴高采烈：这是非主流经济学的胜利！IAS要被毁掉了！转眼之间，中国经济学的启蒙地遭到了灭顶之灾。

后来，邹恒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我曾经选过邹恒甫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他的课程挥洒自如，汪洋恣意。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连九流都不如。”“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诸如此类，对林毅夫等等也诸多调侃。课堂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还给我们看陈寅恪的论文，痛斥中国国学研究的落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真的想让中国在经济学，管理学和国学方面和国际接轨并迎头赶上。

当然，按照国际标准来说，中国能称得上经济学家的确廖廖无几，张维迎还有点数学功底，至于那些经常在电视上哗众取宠的老朽，说他们是经济学家是对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侮辱。但是要推行改革，没有政治手腕，靠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底蕴丰厚的国家。作为教育家，邹恒甫做的很好，但是用这种单纯的态度去推行改革，把大量的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不讲究合纵连横，借力打力，最终的结局就是被保守势力所暗算。目前国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在中国形成规模，依然是星星之火，诸侯割据，中国标准和世界标准并存，乃至于中国标准是国内的主流。我们没有看到图卢兹效应在中国的重演，反而看到的是海龟回到中国之后很快的“去国际化”，和保守势力媾和，投入到争权夺利中去。

IAS的拆迁，是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一场可耻的倒退。复兴之路，依然漫长。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的拉丰横空出世，但是我认为，与其被动的等待这样的天才人物力挽狂澜，倒不如踏踏实实的在学校体制上做做文章，教育部给各个学校，各个学校给各个系较大的自主性，或许是更现实的预期。中国经济学的前途在哪里？目前还看不到，倒是看到一群又一群的伪经济学家拼命的败坏“经济学”这三个字，前些天在各大论坛上看到一篇文章“为何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体系瞬间崩塌？”真是让人不得不发出哀鸣，原来，现在舆论中的“主流”的，“和国际接轨”的，正是这一批天天热衷于曝光，斗嘴，升官走穴的“经济学家”，不知道这到底是应该为中国庆幸（毕竟崩塌了），还是为中国悲哀（原来主流还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