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可能有误导性，暗示经济学家就是要说话的。事实上，经济学家本来是不该说话的，你几曾见过物理学家，化学家天天在媒体上唠唠叨叨的？在主流的欧美经济学界，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和物理学，化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大家都在探讨形而上的抽象内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某些细微的方向可能全世界就十几个人懂，但是这十几个人依然沉浸在理论的海洋里，相互争执的津津有味。在欧美高校经济系里面的经济学家们，做的是“象牙塔”里面的学问，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走出这个象牙塔，他们不断的像未知的领域探索并不断的提出自己新的创见，至于“形而下”的大量实证研究——也即对这些理论在实际中的具体应用，主要是联邦储备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大顶极的投资银行在做，不光是因为他们手里有现成的数据和资源，更是因为他们需要做“形而下”的实证研究，为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提供参照。

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极少有人做形而上的东西，大家一股脑的做实证。当然，中国当前的经济学水平非常差，做理论可能勉为其难，多做做实证研究，多送出点人到欧美的高校深造以等待新陈代谢也不失为权宜之计，但是“著名”经济学家都要跑到媒体上招摇，这就很危险了。

因为既然在媒体上说话，有意义的话就有偏向性，没有偏向性的话是废话。那么牵扯到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该替谁说话呢？是下岗工人？个体户？农民？企业家？或者政府官员？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已经有人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说话，被批驳的很厉害，那么为所谓的“弱势群体”说话就真的是经济学家该做的事情么？别提良心之类的，经济学家作为个人，可以讲良心，可以有恻隐之心，但是作为一种观点的提出，是决不能被良心，民意之类的事情所左右，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从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内容来说，经济学家追求的是经济实体的效用最大化，根据研究的范围不同而不同。微观经济学家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家是在微观基础上的国家效用最大化；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是世界范围内效用最大化；记得我在答辩的时候，国务院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闲聊的时候说：“你们这些模型什么的，都是做着玩的，国家的政策怎么改，就四个字：国家利益。” 话糙理不糙，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候的偏向性（国家利益）和理论研究中的区别（理论重均衡，动态或静态，并不在乎谁多了谁少了，只要整体最优）。经济学家其实不应该为任何利益集团说话，只要是能促进该经济体的帕累托改进，什么政策都可以提，从经济学家这个角度上，他做的就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经济学家本来就不是政策决策者，本来就没有必要说话，一群人硬要他说，经济学家说了，这群人还骂经济学家的娘，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成大事者不谋于众，所谓“弱势群体’从来就不是社会的推动力量，而他们恰恰是最大的利益集团，真是很可笑，利益集团这个词，现在已经变成贬义了，人人避之不及，殊不知正是那群口口声声的声讨利益集团的人，才是最大的利益集团的构成者或鼓吹者。良心话，谁都会说，但是说了有什么用呢？张维迎完全可以说：政府应该替老百姓看病买单，政府应该替老百姓住房买单……保证网上网下一片赞扬声，但是说这么多，谁都知道实现不了，那有什么意义呢？改革，就是要承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张维迎说了几句务实的话，就被骂的如此不堪，着实是让人唏嘘。

读历史的感悟就是，永远不要想能够成功的讨好“金字塔下的大多数人”，能够想象的最好结果，就是给他们的利益和对他们的威慑之间达到一个均衡。因为在当前的体制下，这个群体的特征是非理性，易激动，并且忘恩负义。比如你去做一个县官，可能你本来是抱着为民做主的崇高思想去的，但是你发现面临着很多的阻力，与是你克服了重重困难，给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措施，结果满城都说你是清官，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不得不贯彻上级的一项很让百姓不满的措施，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劝阻无效，你必须执行。执行之后的结果，你会发现一夜之间，你变成了一个贪官，并且还是十恶不赦的那种。会有人想着上访去告你，想着整你的黑材料……如果这个时候政敌一煽动，在上级面前把你以前顶撞上司的事情添油加醋的一说，你的仕途会如何？可想而知。当你灰溜溜的卸官回家，老百姓们不但不会感激你的种种好处，反而会对你扔鸡蛋西红柿，就因为你实在顶不住上司压力的这一项政策。怎么样，这样当你东山再起的时候，你还回“为民做主”么？

吴敬琏老先生，很让人慨叹，他以前说过；中国的股市是一个大赌场；结果被无数人称赞为：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啊，多么善良的人啊……等等。等他说：“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能都算在主流经济学家头上……”；结果又被无数人骂：说吴老堕落了等等。唉，我为吴老感到无奈，为另外那个群体感到可悲，可叹，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