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作者：潘震

序

——杰克.凯鲁亚克

我第一次遇见迪安是在我同妻子分手不久之后。我害了一场大病刚刚恢复，关于那场病我懒得多谈，无非是同那烦得要死的离婚和我万念俱灰的心情多少有点关系。随着迪安·莫里亚蒂的到来，开始了可以称之为我的在路上的生活阶段。在那以前，我常常幻想去西部看看，老是做一些空泛的计划，从来没有付诸实践。迪安是旅伴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确确实实是在路上出生的，那是一九二六年，他父母开了一辆破汽车途经盐湖城去洛杉矶的时候。有关他的最早的情况是通过查德·金传到我这儿的，查德·金给我看了他在新墨西哥州少年犯管教所写的几封信。我对那些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他在信中天真可爱地请求查德把所知道的关于尼采和所有那些奇妙的知识都教给他。有一次，卡洛和我谈到那些信，还提到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同那奇怪的迪安·莫里亚蒂见见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迪安不是现在的模样，而是笼罩在神秘之中的年轻囚犯。后来有消息说，迪安出了管教所，初次来纽约；还有消息说，他刚同一个叫做玛丽卢的姑娘结了婚。

——《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

第一章

一

我第一次认真拜读《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是在我熬夜写完《0086》的稿子后的第二天。我刚刚度过了繁忙的一周，关于那繁忙的一周我无意多谈，无非是烦得要死的对80后富翁的采访和工行面试以及信号数字处理的考试。随着2008年的到来，开始了可以称之为我在路上的生活阶段。在这以前，我常常幻想去西部看看，老是做一些空泛的计划，从来没有付诸实践。《在路上》是旅途中的最佳选择，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一本在路上的书。

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写我的路上小说了。

1月16日，今天原本是个平常的星期三，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在十一点半的时候从床上爬起来，大概一点的时候啃了两口已经干巴了的半个贴饼子——这是我直到大概晚上九点半前吃的唯一食物。我本不打算去参加晚上六点的工行数据中心的笔试，因为有关专业知识的题我根本不会，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准备在六点半去西站南广场排队等待购买4天后开往西安的T27次列车的车票。

然而，当我下午在网上发现晚上的笔试题的前半部分100道题的“行政能力测试”全部是公务员考试的原题并能找到全部标准答案后，我还是打算晚上去北大医学部凑下热闹（而事后证明正是这个决定导演了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买票的事完全可以往后拖两三个小时，因为就在两天前，我帮KKM的同学去西站南广场买他17号回呼和浩特的火车票的时候，就是在提前不到三天的情况下还不用排队，所以我甚至有打算在17号下午再去买票的想法，并自以为那样也能来得及，也许还可以顺便制造一下遇见某人的巧合——当然我无意去做那幼稚的把戏或是某人所谓的“阴谋”。

4点半时我出门了，坐上家门口的650——确切地说，当我快走到车站时车就已经出站了，我不得不紧追不舍地跑了一段距离才迫使司机开门让我上车——我可不想在这大冷天在原地再等二十分钟或走二十分钟到下个车站（虽然那儿的公交车比较多）。车一路开到了明光村我才下车，这中间我一直坐在车上看那本《在路上》。之后我又搭632到了北航。由于事先的准备，我在20分钟内就把全部150道题的答案写好在答题纸上了，之后又等了十分钟，等开考半个小时后，我便交了卷，看着监考人的一丝惊讶，我真想跟他和她说一句：“都是考公务员的原题，我做过。”来安抚一下他们（虽然我压根就没考过什么公务员）。

从北大医学部的北门出来，我有点转向，因为我本以为我走的是西门——大黑天的，我难得地转了一次向，还是在北京。于是我顺其自然地在街上“散了会儿步”，走到了健翔桥不知叫什么站的地方上了16路汽车，那是7点左右，因为我坐上车时电视里的新闻联播正好开始。当车一路开到终点站西直门外的时候，新闻联播正好结束，这中间我一直坐在车上看那本《在路上》。下车后，我无意在大冷天的等迟迟不来的公交车了，何况在那儿更没有直接到西站的车，于是站了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我打了辆出租车，两块的，现在都是这种，我并没有让司机选择走二环或三环，所以路况不好也不是很糟，但我还是阻止不了计价表嘣嘣地走字儿，到西站南广场时，已经是8点左右了。

二

排队还算顺利，人群移动地不慢，用不了多久我就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了，大概我前面还有三四个人的时候，售票员对着不是很清晰的麦克风喊：“20号的票… …没了啊！”那两处省略号处是不清晰地麦克风制造的，应该是“全”和“都”的劈声。但我不肯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我与她面对面交流时，终于得知20号的所有车票都没了——所有车次；硬座以及软硬卧。

“没了，没了，没了”

“这个时候就没啦？！”

“一分钟就都全没了！”

怎么描述呢，我当时的心情应该并不是非常沮丧，也不能是慌张，甚至可以说还有点兴奋，因为我已经打定了去西安的主意了。仔细认真地踱步想了想，我给李洋打了电话并让他帮忙到学校门口的订票点问问20号的票和21号的票——那个订票点只订全价票，而且在半个月前说订票很有把握，也给丁0发了短信说明了情况，然后再一次排队再问问有没有站票，就在丁0回短信“站吧”的同时我也被售票员告知去西安的站票也“全都没了！哪个车次的都没了”，而且21号的车票也要在第二天特早来排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买到，不管硬座还软硬卧。

“（晚上）七点就开始放票了，你看这都几点了！”

与此同时，洋哥带来的回复是“不一定能订到”，于是我就知道买20的票是没希望了，至于21号的票，指望订票的来排队，还不如我自己排呢，因为“订21号的票要在18号才能知道结果”，也就是说所谓订票的是在放票第二天才来买，这显然是不靠谱的无稽之谈。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短信和电话沟通，在我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也碰不到一个票贩子的时候（要知道，我是对黄牛比较有“亲和力”的，这恐怕是我身体力行接触比较深的一个行当了，不过基本只限于文体活动），我准备第三次去排队，这一次终于有了结果，我买了两张20号晚上10点一刻出发到郑州的车票——因为从郑州去西安的车次比较多。当然，也只能是站票，8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仍不肯离开售票厅，在列车时刻表前踌躇着，看看有没有更佳的选择，这中间我还排了第四次队，自然还是无功而返。于是，在大概滞留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走出了西站南广场的售票大厅，门口有不少妇女“住宿么”的低声在招呼我，却没有一个“要票么”的呼唤。走到莲花池路口，我看了一眼表：九点整。而我肯定不会想到半个小时候我会站在同一个地方看我那块卡西欧表。

三

我想我对我当时的心情描写得不是很彻底，因为就像我之前所说，中午的两口干巴巴的贴饼子是我直到大概晚上九点半前肚子里的唯一食物。我可不打算去吃莲花池路口的麦当劳，因为最近这充实的生活，自2008年一开始，我几乎每天都要吃一顿这玩意儿，此时选择院门口的烤串和土豆丝可比这美国快餐更吸引我，也来的更实惠。

而就在我坐122到达官营站下车时，接到了KKM的同学的电话，他已经坐在前门的公交车上奔西客站（当然是北门）而来，就像我之前所说，我帮他买了第二天早上8点55分去呼市的火车票，为了避免明天一早痛苦地早起——你瞧，我直到现在打字这个点儿还没睡，而且相当地兴致勃勃——于是我有点儿不情愿地放弃了在家门口吃烤鸡心和烤板筋以及烤小腰子的计划，准备到街对面坐随便一辆什么公交车返回西站南广场。

走过天桥，我第一次在那个大娘每天都摆摊的地方吃了两串煎蛋来充饥，一串毛蛋，一串鸡蛋。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吃毛蛋，要是以前，我可不想在除了东高地以外的什么地方去吃那种东西——用大娘的话讲“敢吃么”的东西。显然地，这次的味道可没上次感觉的那么好，没有像鸡心一样的味道了，吃到肚子里的感觉似乎还预示着会有某种严重的副作用，于是有点意犹未尽的我选择再买一串鸡蛋。

九点半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不久前站在的地方，走在不久前走过的路上。心里想着：“嘿！该死的！我又回到这里了，我还没有出发！”我可不想这样，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渴望20号的到来。

从南广场穿过西站，在我从地下一层走出北出站口的同一时刻，电话响了，KKM的同学已经在街对面的KFC门口等我了，穿过天桥，我们见了面，看上去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像他的名字一样正。我把票给了他，那个时候我的钱包里搁着三张令人激动的火车票。之后我思忖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选择进KFC吃一顿带肉的——继续保持了我新年以来几乎每天一顿快餐的频率。花了三十块钱吃了一份套餐外加一对炸翅，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我可不像以前那样从容，几乎是哈着腰不顾吃相的狂塞，尤其是那对鸡翅的骨头几乎都被我嚼碎了，有点像北京的的哥们形容他们的老板——不光把你的肉吃了，而且连骨头都不吐——其实我是很喜欢吃鸡翅骨头，但要知道以前我只是在家才这么吃。

之后我回到西站北门，就在几辆停在那里的出租车都嫌我去的地方太近而拒绝载我的时候，609来了，我上了车回家，当然下车后还要走小二十来分钟。

爬了5层楼回到家，我回到自己的屋里，打开书包，看到了我的米兰挎包里的那本书，于是我想：我已经在路上了，我迫不及待地急于到西安我的哥们儿那里去，我甚至希望早上一睁眼就是一月二十号了。当然这并不可能，18号的上午还有大学英语一级的重修考试，恩，这将是我第四次考这门课程了。明天回到学校时恐怕就只有我和洋哥独守空房了，我也迫不及待地和他好好聊聊这些天发生的事并说声谢谢。

（未完待续）